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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小平祖籍源流初探(四)

发布时间:2017-02-17 作者:钟再原 来源: 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 点击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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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    邓鹤轩在广安考证

        由于今广安市内乃至周边市、县,明代编纂的地方志几乎荡然无存,邓鹤轩后人在明代修纂的邓氏家谱也已散失,因而查找不到邓鹤轩在广安工作、生活及家庭等方面的详述史料。2015年,市地志办找到一部清代首修于雍正年间的《广安州志》(国家图书馆和台湾故宫各藏1部),在“墓志铭”中首次出现了有关邓鹤轩家族历史的内容,记述的是他第八代后人邓士昌的情况。邓士昌(1521—1573),明进士、中宪大夫、湖广按察副使、前南京户部郎中,累官二品,于明万历癸酉年九月,52岁谢世。他的生前好友冯从龙(四川邻水县关河乡人,进士,九任兵部、吏部武选,陕西、山东按擦司,湖广布政司,吏部天官等职),为其撰写了墓碑文。2010年,在广安区苏溪乡发现了邓士昌的残缺墓碑,很多文字不可辨认。这是首次官方志书记载了邓鹤轩的祖籍、入川、家庭等情况。这也是目前能查到广安邓氏先祖(邓士昌)最早记载的生卒年代,邓士昌谢世距今已440多年。

        400多年前墓志铭的物证,以及清代雍正年间修纂的地方志,都非常清楚地记载邓鹤轩祖籍是江西庐陵县,这是没有疑问和歧义的,“祖籍地在安微泗县、系邓愈的第8个儿子”之说有误。再者,查阅广安《邓氏家谱》,邓士昌是邓鹤轩这一支派的,其世袭表排列是:鹤轩→梅庄→司训→邦直→荣→瑛→自得→士昌,即邓士昌是邓鹤轩的第八代后人。

        当然,这仅限于邓鹤轩后人的墓志铭和旧志记载,我们再从历史大背景和大环境来分析邓鹤轩当时在广安的情况。邓鹤轩到广安的时候,因朱元璋全国性的大变革,从元朝以来历时88年的广安府改为广安州,隶属顺庆府(府治今南充市,此时的府管州),广安州领今岳池、渠县、大竹县。原领渠江县废,境地由广安州直辖。邻水县仍为元初并入大竹县,降设为邻水镇,其境地仍属广安州辖;武胜县(定远具)隶属合州(今重庆市合川区)。随着省一级的“三司”建立,原有的府、州、县也相应进行了大调整。邓鹤轩到广安州具体在什么机构供职,以及官位等,是我们考究的重要内容。

        根据邓鹤轩原供职于兵部和军事体制变革诸多因素来看,他到四川广安州,依然应该是从事军务工作。当时新设立省一级都指挥使司后,在全省各地的军队实行卫所制,即设置卫(卫指挥使司)、所(所指挥使司)两级军事机构。每个都司根据防卫、战略需要和便于管理的实际情况,设卫、所不等,或数府一卫,或一府数卫,或一府、一州一个千户所。今岳池县中和镇,因地理位置特殊,历史上也曾设置过卫(黎梓卫)的军事机关。卫设指挥使1人(正三品),设副职指挥同知(从三品)2人,同时内设若干四至九品的机构和官位。通常情况下,一个卫统辖五个所,兵员5600名。由此可见,卫的驻军之地不一定在府、州、县城区。

        卫下面设若干个千户所(简称所),千户所又下辖百户所若干,百户所下辖总旗,总旗下辖小旗,小旗是最基本的作战单位。千户所的长官名正千户(正五品)1人,副千户(从五品)2人,镇抚(从六品,是专管军纪的官员,如百户缺员时可代百户行使职权)2人。每个千户所辖百户所10个,共有百户10人(正六品)。百户所下设总旗20人,小旗100人。刑狱则归镇抚掌管。每个千户所总兵员1120名。一般是每个府、州设1个千户所。由此可见,明初的军队,从省级都指挥司,自上而下设置卫、所、百户、总旗、小旗等,如现在军队的军、师、团、营、连、排、班一样的建制。根据邓鹤轩原为兵部员外郎(从五品)和当时广安州境内军队设防情况看,他应是正千户(正五品)的军官,驻防在广安州城郊。史籍记载,在明初全国正规军的394个卫所中,有65个守御千户所是独立建制不受卫的约束,它们一般都分布在要害地区或两卫之间无法衔接的部位。根据当时广安州的特殊情况看,邓鹤轩执掌的千户所是一个独立于卫的军队建制,驻防广安州境内。

        史籍记载:“……卫所遍布全省各地,指挥和镇抚大都驻在城里。近城的坝区分千户、百户、总旗、小旗,屯戍垦殖。散为村落,交通沿线也有军户屯田,在驿站冲要之地,设堡军屯田。而哨戍大都在山区,拨军驻守。”这就是那个时代,四川各地军队驻防情况的真实写照。

        朱元璋还亲手创造了奇特的军事制度,即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中只有明朝有世袭军官制度。邓鹤轩在广安州境内执掌的驻军,就是按照这一制度,将军和民分籍,即把老百姓分为两种,一种是“军”,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个人当兵或军官;另一种是“民”,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(除非是志愿投军的)。因此,广安州掌管的户籍也有两套,一套是军户,一套是民户。特别是明初,全国当时有200多万的兵员,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了,其中有大批军人需要转业安置。面对这一棘手难题,朝廷对兵士安置,每人赏官田50亩,条件是当兵要当至60岁,老了或死了以后,由儿子孙子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。每代只须长子1人服役,次子以下作为“余丁”,也就是补缺的兵。这50亩田土,也要纳税(称做粮),每亩二斗四升,不运到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,而单独集中储藏起来,作为军粮军饷专用。这种兵役制度的好处,一是战时去打仗,战后就回军籍地耕田和练兵,这就稳定了军队,防止出现兵变等事件。二是世袭军官和继承官田,极大地调动了军队的积极性。如官职是团长的军人,继承他的儿子哪怕只有十七八岁,也不管他适不适合,就可以世袭父辈当团长,掌管上千人的兵。三是推动了军地经济发展,朱元璋曾自豪地说:“朕养兵百万,不费国家一钱。”可见,当时广安州城附近有数万亩良田系军队耕种。

        清雍正和乾隆年间编修的两部《广安州志》均分别在“兵制”中记载:“前代无考。宋为广安军,设兵无可考。明洪武中,设守卫千户所,官一员,兵一千一百一十二名。宣德中,改设行都司……”这就铁证了在明洪武年间,位于广安州近城的平坝地区,崇义乡(今广安区协兴镇)一带,设有千户所驻军。之后,千户所又改升为行都司。这个行都司是明朝在陕西、山西、湖广、福建、四川五省省城的都司之外,补充增设的行都司,以辅都司之不及,驻军规模和军权相当大。当时广安州所辖各县,以及今广安市周边县里驻军,皆归广安行都司管辖,行都司又直属朝廷五军管理。由此可见,明代的广安州,处于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,驻有重兵把守。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和大环境,也足以说明邓鹤轩缘何来广安州了。

        我们查阅广安旧志和邓氏家谱时,反复出现邓鹤轩“遂家广安”,邓姓人袓籍地在“姚坪里”、“牌坊”、“邓家上湾、下湾”,以及相邻的“邓家码头”等,以邓姓而取的地名有很多处,这些都与邓鹤轩在广安州供职的地方有关系。清雍正版《广安州志·志乡里》记载,明代广安州曾辖望溪乡、荣禄乡、崇义乡、明月乡4个乡20个里,姚坪里归崇义乡(今广安区协兴镇)管辖。后来修志修谱记述为望溪乡,显然是误记。邓鹤轩率领的军队当时驻防在崇义乡姚坪里这一带,那些带邓字的小地名也缘于此。

        明代在各府、州、县境内驻扎的军队,与当地政府官署无隶属关系。知府(正四品)、知州(从五品)的官位,分别都比境内驻防的卫、所低一级。由此可见,邓鹤轩的级别比广安知州高一级,这也说明他从兵部员外郎的从五品,赴广安戍边时升了一级。那个时代,军队与地方自上而下呈各自独立的体系状态。据考证,历史上编纂的地方志,主体内容为府、州、县的政务和地情等,境内驻军的历史记得非常简要,皆因涉及军事机密,故而修志从略,这或许就是现在很难寻找到邓鹤轩生平史料的原因吧。

        最后,我们对邓小平家族一世祖邓鹤轩的家庭及后裔的情况进行考证。邓鹤轩刚到广安时年龄多少、在何处完婚、生育子女等人们关心的问题,在旧志、家谱中也无详细记载。查阅到民国时期续修的《广安州新志》,在《望溪乡姚平(坪)邓氏》中记载:“明洪武中,有鹤轩者以荐举南京兵部员外(郎)入川,遂籍广安州北姚平(坪)家焉。”经考证,如前所述,邓鹤轩在明代安家之地应为崇义乡姚坪里。这是自乾隆年间地方志首次出现记载邓鹤轩情况之后,时隔150多年,续志记载邓鹤轩家史文字较多的官方志书。古往今来,比较一致的意见是邓鹤轩“遂家广安”。古人对“举家”和“遂家”的概念含义是有区别的,前者常用于因封官、经商、移民、天灾人祸等,将一家老小向异地迁徙,后者是因某种原因,在异地安家。“遂”者之意为“就”或“于是”也。由此可见,邓鹤轩入川时没有完婚,更没有携带家眷,估计年龄在25岁左右。

        2015年,续修出版的广安《邓姓家族史谱》中记载:“鹤轩,字也。原籍江西,吉安府庐陵县人,娶妣曾氏,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。遂家广安,卒葬于石嘴老(今四九滩电站水塔处)邓家湾,祖上大坟坝。”立的墓碑碑文曰:“万历十五年(1587)十月辛未启立”,至少是邓鹤轩谢世100多年后,其后人才立碑刻字的。这些家谱、墓碑文字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,恐怕也是成千上万居住各地的邓鹤轩后裔一致赞同的。虽然邓鹤轩具体的生卒年代等情况不详,但公认他是广安邓姓人入川一世祖,祖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。我们从河南省新野县编修的《邓氏族谱》中发现,提及到邓鹤轩取当地少数民族之女曾氏,“遂家”广安州。这可能就是笔者撰写《探秘广安土著人》专论中,考证的广安少数民族板楯蛮(别名賨人)曾姓的后裔,这也佐证了邓鹤轩是未婚成家入蜀到广安的。

        关于广安《邓姓家族史谱》中排列的世系代数,尤其是在明代以及邓鹤轩之前的祖传世袭代数,虽然尚存一些疑惑,但是近10年来,广安邓氏家族两次编修出版的家谱,堪称广安姓氏文化的一面旗帜。我们从中梳理看到,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邓鹤轩的儿子邓显,字梅庄,以“文行冠蜀,蜀王屡聘不仕”;孙子邓司训,明进士。邓司训生育邓邦直、邓邦奇两个儿子,俗称长房和二房。从此到今,广安邓姓以这两房为分界线,各自传承下来相对独立的一大支派和众多分支。

        据2015年出版的广安《邓姓家族史谱》世系表记载,邓小平这一支派是由邓邦直这一房传邓荣→邓瑛→邓自德→邓士廉→邓昉→邓嗣祖(系清代始祖)→邓琳和邓琰。邓琳生了6个儿子(俗称长六房),邓时敏系邓琳的幺儿,也就是他首次编拟了邓氏字派(俗称字辈),但这也只限于邓邦直这一支派后人取名用之。邓琰生了4个儿子(俗称二四房)。邓小平属于这一房人,邓琰→邓德溥→邓以俭→邓仁滶→邓存厚→邓心泰→邓克达→邓绍昌→邓先圣(邓小平,系第十九代)。邓榕在《我的父亲邓小平》一书中写道:“我家属‘二四房’,不是嫡传,乃系旁支,据说爷爷是三代单传……”从邓鹤轩“遂家广安”至今,630多年中共传了20多代人。

        我们从世传表和族规家训等史料中看到,邓鹤轩的后裔,从明代开始,家族兴旺,人才辈出。但是,到了明末,天下大乱,川东北地区出现了长达20多年的战乱,这也给广安邓姓人带来了一场大劫难。邓鹤轩的第九代后人邓昉,携带邓嗣祖、邓绍祖两个儿子及家眷,去广东海阳(今地级市潮州)为官的父亲邓士廉处避难,当舟行广东高要县(今肇庆市高要区)境内的三岔河时,遭遇海贼劫夺,举家船翻溺水。幸好盗贼之中有人动了恻隐之心,认为不可无家无后,传宗接代,遂将邓昉的两个儿子(一个7岁,一个4岁)拖置岸上而去,其余家人遇难。

        邓嗣祖携弟弟一路乞讨,流落到一个叫伍家村的地方,有个伍员外收留了兄弟二人。邓嗣祖从小发奋读书,深受伍员外赏识,于是,把女儿许配给他。后来,邓嗣祖参加科举考试,偶遇其祖父邓士廉故交之子、督考钦差李仙根(邓士廉与李仙根之父李定国,随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入缅甸国同时殉难)时,得知其爷爷邓士廉早已殉难。邓士廉,崇祯十六年(1643)为进士,授官广东海阳(今广东省潮州市)令,累官至吏部侍郎、尚书(正二品),兼大学士(给皇帝起诏书、批奏折等,位望益尊,事实上的宰相)。当明崇祯政权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后,南方的明朝旧臣打着匡汉复明的旗帜“勤王”。邓士廉和一批旧臣随永历帝朱由榔逃至缅甸国后,继续举起南明流亡政权旗帜,企图东山再起,历经千难险阻,后来于1661年,邓士廉等40多名旧臣死于缅甸“咒水之难”。

        邓嗣祖得知苦苦寻找的爷爷殉难和蜀已太平的消息之后,两兄弟萌生了回川之心。邓嗣祖和邓绍祖在广东生活了28年,邓嗣祖与伍氏生了一个儿子,取名为邓琳,这就是邓时敏的父亲。到清康熙十年(1671),归心似箭的两兄弟携带家人,辗转数千里,终于回到祖籍地广安,承继家业。这个邓嗣祖,就是邓氏家族到清代的一世祖。由此可见,从邓鹤轩传至明末清初,邓嗣祖为第十代后裔。相传邓绍祖被老虎食害。邓昉随身携带的明代编修的《邓氏家谱》在高要劫难中遗失,这就是“谱碟损矣”,以至后人“弗可考”的由来。经过那场近乎毁灭性的灾难后,广安邓姓家族又一代又一代地传下来了。

        据《邓姓家族史谱》记载,在明代,姚坪邓氏繁衍九代,除第二、四世祖外,三、五、六、七世祖均有考取进士之人,第六、七、八世祖中有15人是士大夫,分别出任明朝的户部郎中、监察御史、按察副使、吏部侍郎和尚书、府教授、官兵马指挥使司等职。特别是邓士廉,是广安邓氏在明代最后一名权位最显赫、学位最高的名人。加上早于他去世的堂兄邓士昌,可以说这是广安邓氏家族,在明代最为鼎盛辉煌的时期。

        广安邓氏传承至清代,仍然人才辈出,最为杰出的当属邓时敏,系大理寺正卿,官至二品。在明清两朝,广安邓姓一直为名门望族,出了10名进士、数十名高官,到了当代,更是灿烂辉煌,出了个世纪伟人邓小平。600多年来,邓鹤轩的子孙后代及家族,如风四扬,如种四播,脉及华夏,远至海外。         (全文完)

    2017年2月14日